故事035期:替死者說話的人,恐怖的法醫案件紀實(上)

     

法醫案件紀實(上)

文字 | 法醫朱明川

來源 | 天涯

第001号案:陰陽屍     

第002号案:金屬屍

第003号案:淡水海屍     

第004号案:特别證人   

第005号案:生死之肺   

第006号案:死穴           

第007号案:三槍懸案   

第008号案:氣殺           

第009号案:隐形的殺手

第010号案:天空中的罪惡

第011号案:睡美人

第012号案:骨齡

第013号案:紅裙子

第014号案:兩個墜樓的男人

第015号案:水泥中的無名屍

第016号案:十把兇器

第017号案:複活

第018号案:瞎子的眼球

第019号案:花生油懸案

第020号案:高原之殺

第021号案:外星人兇案

第022号案:狼人疑案

第023号案:總經理辦公室裡的女屍

第024号案:脂肪

第025号案:維納斯之殺

第026号案:谛聽神獸

第027号案:鬼嬰

身為法醫,我常年跟屍體打交道,要說沒有遇到過詭異的案子,那是騙人的。

寫下這些文字,我并非想故弄玄虛,而是想将那些不可思議的案件還原出來,讓大家更了解法醫這神秘的一行。由于法律和道德等原因,我不能在書中公開一切真實資料,隻能點到為止,大家請勿對号入座。

我的名字叫朱明川,生于廣西,一介草民。恢複高考後,我考上了原南甯地區衛生學校,畢業後就分配到馬山縣貢川衛生院工作。1986年,我開始在馬山縣公安局從事法醫工作,95年後兼任馬山縣公安局刑偵大隊副大隊長,負責法醫鑒定及主持刑事技術工作。前幾年,公安局隻有我一個法醫,在基層做法醫,接觸高度腐敗屍體是家常便飯,兇案現場也極具震撼力,搞得我一度想逃走。

世事多變,後來有一個案子讓我改變了心态,決定繼續幹下去。

第001号案:陰陽屍

我記得,那是1988年夏天,廣西的一座縣城發生了碎屍案。根據群衆舉報,有人在縣城外一個下水道井口聞到惡臭,找人掀開蓋子一看,裡面泡着一袋屍塊,袋子已經破掉了。這案子震驚全縣,公安局經過盤查和搜索,總共找到六個黑塑料袋包裝的屍塊。因為那個縣城同樣隻有一個法醫,我就被借調過去,幫忙做屍檢。

那個法醫叫謝增龍,曾和我一起在南甯學習,後來我們還有過多次聯手辦案的經曆,但這都是後話了。先說,我趕去事發縣城時,謝增龍已經把能找到的屍塊按人體形态标志拼接排列了。可是,兇手碎屍碎得太徹底了,屍塊被砍剁得成肉沫了,骨頭沒有完整的,别說死者的身份識别檢驗,甚至不能從骨盆或恥骨來鑒定死者的性别了。

在這種情況下,法醫可以提取血液或軟骨細胞做X、Y染色體檢驗,以判明死者的性别。可是問題就出在這兒,我們居然檢驗出來,死者有XX和XY兩種染色體。那意味着什麼?這是違反科學的!男性的染色體是XY,女性的染色體是XX,按理說,不應該檢驗出死者有兩種染色體才對。當然,世界無奇不有,也許真的會有一個人有兩種染色體,即嵌合體,但那幾率太小了。

若非死者身體異常,那麼為什麼會檢驗出男性與女性的染色體?碎屍案中,是不是有兩名死者?屍塊被我們搞混了?

與此同時,公安局經過數天的走訪調查,發現一個叫李秀華的女人失蹤了,确定她是縣城裡唯一失蹤的人口。聽到這消息,我和謝增龍就納悶了,假設不是警方疏忽,死者亦非陰陽人,那為什麼有兩種性别的染色體呢?

這一點看似對刑偵工作不造成困難,可正是這細微的一點,成了日後我們偵破碎屍案的關鍵所在。

國際著名法醫學家托馬斯?野口先生有過這樣一段精辟的描述:“面向生者轉述死者的慘痛經曆,使得法律發揮效能,這正是法醫的職責。”這話不假,要轉述死者的話,就必須先從屍體那裡認真地聽。我和謝增龍面對碎屍,檢測出兩種性别的染色體,進了死胡同,隻得從另一方面着手。

在碎屍案中,罪犯與被害人往往有親緣關系或社會的交往關系,殺人現場一般即為分屍現場,但也不一定,這要從屍體的分解方式、包裝方式、附着物及抛、埋範圍來分析。事發縣城的屍塊包裝得很緊密,每袋都有五層黑色塑料袋,而且抛屍範圍非常廣,這些都表明分屍極可能是在室内的。如果是在室外分屍,那麼屍塊的包裝物就不會那麼多,而抛屍範圍也會很集中,甚至是在兇手居住處附近直接掩埋。

可是,李秀華的家中幹幹淨淨,找不到一點血迹,鄰居也說她很多天沒回來過了,但經常看見一個中年男人出入她家。由于鄰居多為老年人和小孩,他們講不清中年男人的長相,隻依稀記得那個人比較胖。

在刑偵過程中,兇案第一現場要盡快确定,這樣才能進行兇案現場重建。我們手上的證據隻有屍塊,還有黑色塑料袋,突破口隻能從這兩樣着手,不能指望警察從攝像頭找線索,因為那時候縣城連電腦都沒有,更别提DNA庫了。同樣地,警察沒有在李秀華家裡找到用得上的證據,她上班的單位是一家紡織廠,平時與她生活有交集的員工都是女性,一個嫌疑人都沒有,中年胖男人像是蒸發了一樣。

遺憾的是,我和謝增龍在黑色塑料袋上沒有找到一枚指紋,想必兇手怕被查到,戴了手套之類的東西。我們再度檢查屍塊,這時注意到屍體很幹淨,可能曾經過清洗,但有的屍塊上沾着黑色砂粒,塑料袋裡還有黑色砂粒沉澱和草葉等異物——這一點很古怪!

室内分屍和室外分屍還有一個區别,那就是屍塊的附着物,通常室内分屍,屍塊會比較幹淨,很少有附着物粘附;室外分屍的話,屍塊上往往會有泥沙、草、葉等異物,有時屍塊的皮膚上還可檢見樹樁、磚石等造成的拖擦痕。

我們一起找到了六個黑色塑料袋,隻有下水道的袋子被擦破了,其他袋子被發現時仍包裝嚴實,這就排除了是抛屍現場無關證物污染的可能性。可罪犯若在室外分屍,那為什麼抛屍範圍這麼大,而且碎屍如此徹底,這又形成一個矛盾。不過,在80年代末,許多住戶的房子并沒有瓷磚地闆,都是水泥粗地,屍塊有附着物很正常,但屍塊上還有草、葉等物,這讓我和謝增龍再一次陷入僵局。

事情出現轉機,那是一個月後了,李秀華的鄰居趕來公安局報案,說那個胖胖的中年男人摸進了李秀華的家裡。等民警趕去時,胖男人被逮了個正着,可他堅持否認李秀華的死與他有關,還說他并不知道李秀華已經死了。

經查證,那個胖男人叫韋安,住在縣城外的林場裡,是林場承包人。一年前,韋安認識了李秀華,漸漸地他們就好上了。據韋安交代,一個多月前他到鄰縣賣木材,現在才回來。李秀華是在一個多月前遇害的,時間過去那麼久了,他找不到不在場證明,也沒人能為他作證。

我和謝增龍跟随民警到林場時,一看見韋安的住處就明白了,那裡就是兇案第一現場,因為那是一座偏僻的院子,韋安離異後獨居在那裡,四周沒有一處人家,分屍不必怕被别人撞見。院子明顯被人清洗過了,我們也沒有在廚房和洗澡房檢查,當時一進去,看到院子裡的泥砂是黑色的,地上還有落葉,于是就拿起鏟子在土色較新的地方挖了挖,結果一挖就挖出帶有臭味的土塊,血液已經變色了,但仍有些許屍體的肉沫被夾在泥砂中。

盡管鐵證如山,但韋安仍否認他殺了李秀華,這時他離異的妻子也帶着兒子來趕來,一家人都哭哭啼啼地說自己是清白的。李秀華不是本地人,她的親人一起趕來時,遇到了韋安的家人,兩幫人就在公安局門口打了起來。謝增龍去勸架時,被韋安的兒子打破了頭,說是我們被李秀華的家人買通了,栽贓了韋安。韋安的前妻和兒子不依不饒,打了人不算,還堅持讓别的機構重新驗屍。

197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衛生部發布的《屍體解剖規則》第二條明确規定:“法醫解剖:限于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查院、公安局以及醫學院校附設的法醫科(室)進行。”鑒于這條規定,公安局肯定不同意韋安前妻和兒子的要求,況且在2005年以前,社會上能做法醫鑒定的機構并不多。(在2005年10月,國家發布了一個規定,全面停止人民法院的法醫鑒定,這使得社會的法醫鑒定機構如雨後春筍,但也參差不齊。)

我看到兩家人在外面打起來,拉開了他們,後來謝增龍就跟我說,走,朱明川,今晚再去研究研究,我們不能冤枉好人。那一刻,我忽然覺得法醫很難做,可也必須做下去。世界上有太多的不公,我們沒有能力做超人拯救世界,但至少可以還一個公道給那兩家人。

當時,我們先搞清楚了室外分屍和室内分屍的矛盾之處,可仍對兩種性染色體有疑問。我幫謝增龍額頭的傷做包紮時,嘴裡罵了韋安的兒子,想替好兄弟出口氣,可忽然靈光一閃,想到了李秀華為什麼會有兩種染色體。既然李秀華身體并非異常,那極可能是李秀華已經懷有身孕,且胎兒是男性。碎屍後,這兩種染色體混在一起了,單從屍塊來看,也不可能看得出這其實是兩個人的屍塊。

碎屍不是随便碎的,一定有深仇大恨,或者有某種行為激怒了兇手。我們首先懷疑,韋安的前妻和兒子有嫌疑,可他們都住在桂林市,離縣城非常遠,一個月前都在桂林老家那邊。這樣一來,問題又繞回韋安身上,難道他真的兇手,隻是嘴硬而已嗎?

我看着那些黑色塑料袋的照片,腦海卻一直是兩家人打鬧的情景,可袋子上沒有指紋,什麼線索都沒有,這要如何将兇手繩之以法呢?最後,我在看到抛屍地點的那幾張照片時,終于意識到兇手雖然狡猾,但留下了一個緻命的證據。

在這裡,我要解釋一下,法醫的工作範圍,因為上面這段文字看起來,我好像把所有的刑偵工作都做了。法醫學的研究包括:屍體檢查、活體檢查、物證檢驗、文證審查、現場勘察等五大類。其中,現場勘察是指通過對犯罪現場或事故場所的檢查,借以發現與案件相關的人和物及其相關性,為判明案件性質,揭露與真實犯罪進一步提供證據——抛屍現場亦是法醫的“地盤”。

我看完照片,心裡很激動,把想法和謝增龍一說,兩人一拍即合。那是什麼證據呢?時間過去一個多月了,證據還可能在抛屍地嗎?不會被其他人和物污染嗎?答案是,不,完全不會!

兇手很狡猾,戴了手套,在那個年代就知道不要留下指紋,真的很聰明。可是,兇手記得作案時戴了手套,但抛屍時,很可能是赤手扳開了下水道的井蓋,蓋子下面留下了指紋。事實證明,我們是對的,蓋子下面除了幾個無關人員的指紋,還有幾枚身份不明者的指紋。

也許,大家又會覺得奇怪,兇手抛屍沒戴手套,那為什麼黑色塑料袋最外層沒有指紋?那是因為塑膠手套在80年代末還不廣泛,我們猜測兇手使用的是林木砍伐工用的厚手套。那種手套戴上去後,很難扳起下水道井蓋,兇手為了快速抛屍,極可能脫掉了手套。既然兇手是在室内分屍,擁有充足的時間,那麼屍塊包裝袋肯定不隻五層,十有八九是多套了幾個,抛屍後再拿走原本套在最外面的塑料袋。這樣不隻不會沾上兇手指紋,還能避免袋子不沾上兇案第一現場的任何痕迹。

采集到了指紋,我們要比對,那時還沒電腦,比對指紋都是人工操作,用的是指紋卡片。我記得,1956年省廳曾派人到公安部第一民警幹校學習全國統一的“中國十指指紋分析法”及指紋檔案管理業務,有一個人後來調到該縣,整理出了1083份罪犯十指指紋卡片。于是,我們經過比對,真的抓到了兇手,令我們沒想到,這一次碎屍的人竟是一名女性罪犯。

罪犯名叫張娟,在紡織廠上班,和李秀華是工友。張娟曾和韋安談過關系,後分手,就在此時李秀華認識了韋安,這卻點燃了張娟的妒火。一次,張娟以為韋安在家,便回韋安的住所取回她的一件衣服,哪想卻碰上了剛洗澡出來的李秀華。

兩個人一見面,她們就争吵起來,還動了手。張娟怒火中燒,拿起鏟子打死了李秀華,恰好韋安外出談生意,她就在院子裡分屍,然後把屍塊抛到各處。抛屍的地點實際上都在張娟從林場回家的路線上。張娟原以為,她清洗了現場,不會有人查到她頭上,沒想到在井蓋上栽了跟頭。而張娟也忘了,兩年前,她曾因盜竊百貨商店的東西被拘留過,留下了十指指紋。

結案後,韋安和李秀華的兩家人不再打鬧,雙方還向謝增龍道歉。我看着那一幕,對法醫這行的退怯感沒有了,亦不再迷茫,正如一句法醫名言:To Speak for the Dead,To Protect the Living。這句話道出了法醫事業的真谛:為死者言,為生者權。

以後,我還遇到了各種各樣的案子,每次我都會想起那句話。

第002号案:金屬屍

87年10月的一天,馬山縣食品加工廠的一位女工人在家離奇死亡,他丈夫到醫院辦理了腦外傷死亡證明,聲稱死者下樓時不慎摔倒,造成了顱外傷死亡,要求火葬場立即火化。為慎重起見,火葬場負責人将這一情況通知了我。

死者名叫馮媛,住在家裡的人除了丈夫張國軍,還有張國軍的父母。我趕到現場時,馮媛的屍體已經經過清洗,并換了一身衣服,樓梯上的血迹也早就搓洗掉了。我一看這情況,倒沒想太多,等我現場做完鑒定時,發現死者确系顱外傷死亡,樓梯雖然經過搓洗,但仍有摔倒碰撞的痕迹,火不火化就聽我一句話了。

光憑查看現場和屍表,我并不能完全肯定,馮媛是意外摔下樓,正常的工作流程還需要進行屍體解剖。可張國軍和他父母不同意,隻允許我們在家裡看看,堅決不同意把屍體帶走。我跟民警想勸解,張國軍卻拿着醫院開具的死亡證明,力證妻子馮媛是意外事故死亡,不是他殺。送葬隊伍聚集在死者家裡,起哄地指責我們不讓死者安甯,試圖趕走我們。

民警不想起沖突,也怕萬一查不出來,多添一樁懸案,丢了縣公安局的面子。我那時還年輕氣盛,心想萬一是命案,死者怎麼能瞑目?馮媛的娘家也不答應啊!沒辦法,我隻能在現場繼續驗屍,可屍體經過清洗,就算有證據,也可能被洗掉了,要找線索大多要靠解剖了。當時的情況讓我沒得選,隻能憑經驗檢查屍表,而且時間緊迫,就像拆炸彈一樣。

實際上,早在1900年前,《禮記·月令》和《呂氏春秋·孟秋記》都有:“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等法醫肉眼檢查操作的記載。有些屍檢,光看屍表亦能找到證據,運氣和實力都各占一部分因素。

我查看死者的脖子時,發現那裡有一個黑點,黑點周邊的皮膚有點像金屬質,我戴着塑膠手套搓了搓,怎麼都搓不掉,原來那是皮膚金屬化了。我覺得這一點有問題,告之随同前來的民警,張國軍卻指責是我的塑膠手套沒洗幹淨,皮膚金屬化是我弄髒了死者,還想和我打架。

在這裡,我又要解釋一點,早在上世紀80年代,法醫們的工作條件十分簡陋,那時還沒有防護服,工作時就穿一件白大褂、戴個口罩。就連法醫們檢驗時戴的手套都要回收,一副手套洗了戴,戴了洗,直到破了洞才不再用,從1988年起,法醫們才陸續開始用一次性手套。

我自認每次手套都洗幹淨了才再度使用,盡力不會污染屍體,破壞屍表的證據。張國軍如此激動,心裡肯定有鬼。首先,我懷疑馮媛是被電死的,通常被電死的人身上會有電流斑,是電流熱作用所緻。電流斑不是每次都會出現,電死的人除了電流斑,還有皮膚金屬化的特征。

當金屬電極與皮膚接觸時,由于電極金屬氣化,金屬微粒沉着于皮膚上及其深部,稱為皮膚金屬化。比如,銅導體與皮膚接觸後,銅屑沉積在皮膚上,皮膚就會呈淡綠色或黃褐色;鐵導體與皮膚接觸後,鐵屑沉着在皮膚上,皮膚就會呈灰褐色;鋁導體與皮膚接觸後,鋁屑除可在皮膚上沉着外,還可深入皮下組織與肌肉,而且電流時間越長,金屬化就越嚴重,除非把皮膚割去,否則很難洗幹淨。

死者脖子上的金屬化是灰色,我起初以為是死者家屬沒洗幹淨,原來他們根本洗不掉,也不知道那是一個破綻。發現了這一點,民警盤問之後,張國軍和他父母才交代,馮媛因無法生育,又不肯離婚,張國軍經常與她吵架,這一次張國軍氣過頭了,一不小心就把妻子推下樓了。馮媛并沒有當場死亡,張國軍想要孩子,幹脆就順勢接通電源,将妻子電擊殺害,并和家人僞造了摔倒緻死的現場。由于擔心馮媛沒被電死,并為了确保犯罪目的得逞,張國軍電擊了很久,卻沒料到這樣反而讓皮膚金屬化異常的明顯。

聽到張國軍交代一切,送葬隊伍一片嘩然,我卻覺得這很荒唐,因為電死人再僞造現場,其實是辦不到的。外表的證據也許能洗去,但張國軍不知道,證據還在屍體的體内。

電擊死時,死者除電流斑、皮膚金屬化外,全身改變還與急死、休克相似。電擊休克立即死亡者,心髒、大血管内血液不凝,内髒充血、水腫;神經細胞渾腫,尼氏小體消失,腦漿内有空泡形成;電擊傷(死)還可引起内髒破裂,尤其是腸破裂。

由于這件案子的偵破過程都是在兇案現場完成的,一舉一動都在群衆眼中,真相大白後,他們不再起哄罵人,轉而紛紛贊揚,還有人好奇地問法醫是不是經常要觸摸屍體。正如達芬奇的一句話:Our life is made by the death of others(中文意思:我們的生活建立在别人的死亡之上),法醫這一行正是建立在他人的死亡上。

屍體,常伴法醫左右,這看似很神秘,但聆聽死者最後的遺言才是重中之重。

第003号案:淡水海屍

我常聽老法醫說,法醫有兩大難,一是水裡的屍體,二是高空墜落的屍體,因為這兩種屍體很難判斷自殺與他殺。在這裡,我就先說廣西的一件溺亡案例,高空墜屍留待後章再講。

廣西淡水資源非常豐富,每年都有人淹死,統計的數目絕對能讓人好奇,為什麼中國人口還在繼續增長。97年後,我短暫地調任到柳州市公安局柳北分局解放刑偵大隊,任技術中隊中隊長,在那裡就遇到了這樣一個案子。我記得,那天是97年7月21日,有人在一條死水河裡發現了一具女屍。領導安排技術中隊趕去時,我還在吃午飯,一到現場,我的媽呀,盡管我聞慣了屍味,但也差點暈倒。對了,在公安局裡的法醫和刑事技術人員統稱為技術中隊。

女屍面朝下的漂在水面上,被我們撈上來時,其手足部的皮膚表皮已經脫落了,就像脫手套一樣。在法醫學上,這種現象說明屍體在水中浸泡的時間很長,一般夏季需要1到2周,冬季需要2到3周,如果泡得更久,指甲還會脫落。

當然,并不是所有的屍體都那麼倒黴,有的溺水屍體因水中腐敗菌較少,腐敗發展緩慢甚至停止,時間一長,全身或局部會形成屍蠟。屍蠟形成可使皮膚和皮下組織保留較長時間,甚至數年。我記得,曾有報道一新生兒死後埋葬在含水的聚苯乙烯棺材内形成屍蠟,18年仍保存完好。

這案子講到這裡,并不算太離奇,高度腐爛或者不腐爛,這種橋段已經被小說家用得爛掉了,普通的案子我也不會跟伱們講,浪費伱們的時間。問題是,我們把屍體運回去,在解剖後檢查女屍的肺部,我卻大吃一驚。

一般的溺亡特征我就不多講了,但可能大家不知道,溺亡的人還有一種鮮為人知的特征。這特征已經證實過了,那就是在淡水裡溺亡的人,其肺部重量基本正常,要麼就是有輕度水腫;在海中溺亡的人,其肺部會變得沉重且濕潤。而且在海水裡溺亡的人,血管腔内會有大的紅細胞凝塊,在淡水中溺亡的人,紅細胞則會發生分解。

如大家猜的一樣,女屍最後被我們檢驗出來,死者是在海水中溺亡的。從肺部分辨,這是最直接的方法,當然這并不夠,之後我們還用了其他檢驗方法。要說的是,通過肺液來确定具體水源地,這種技術跟鑒定DNA一樣,實際上能做的地方沒幾個,一般都是拿去省廳的,不要被科幻式的電視劇唬住了。

言歸正傳,柳州并不靠海,而死水河也是淡水河,離海非常遠,泡在淡水裡的女屍為什麼得出在海水溺亡的結果呢?

古羅馬著名醫生蓋侖有一句名言,解剖對醫生的重要性,如同建築師離不開建築圖紙一樣。因女我們懷疑死者是溺死的,所以進行屍體解剖時,特别注意檢查肺部的溺液、泡沫、泥沙、水草、浮遊生物等,還要檢查肺部有無淤血、水腫、肺門淋巴結有無腫大。

現實中的法醫和電視劇裡的不一樣,他們僅對屍體檢驗,給出屍檢報告,并不會主觀地告訴伱,誰誰誰是兇手。理論上,屍檢報告隻是法律證據,确定兇手是誰,并不在法醫的職責範圍内。換句話說,法醫就是專門聆聽死者話語的人,那些話語隻有法醫才能聽得到,然後法醫再把那些話轉述到屍檢報告上。

在屍檢中,我們檢驗到女屍肺部的溺液确實是海水,這點毋庸質疑。可柳州哪有海呢?我們總不能把這個結果填寫到屍檢報告交上去,這太沒說服力了,肯定不能當作法律證據的。溺屍體表會被水浸泡,大部分細微的證據都丢掉了,而屍體經過多重污染,法醫很難鑒定屍表上的證據哪些是與兇案有關,哪些是無關的——那麼重要的證據就在屍體内部。

溺液在這個案子中是最關鍵的突破口,我們在檢驗了溺液後,發現柳州的确有“海”。

海水分為兩種,一種是天然的,另一種是人工配制的。如今,内地很多不靠海的地方都養有海水魚類,可從海邊運海水過去,費用太昂貴了。那該怎麼辦?人工配制的海水就應運而生了。

人工配置海水隻要将人工海水鹽按照一定比例與水混合,就可配制成與天然海水較接近的人工海水。其中,國産海水鹽含有20種微量元素,進口海水鹽含有40種微量元素。人工海水配制的水源,應選用無毒,無味,潔淨的過濾水,地下水和晾曬一周的自來水。

1997年以前,在柳州一起有13個地方有人工海水養魚,但隻有3個地方采用了進口海水鹽,這數據源自“柳州農業部漁業局”的備案記錄,而女屍肺部的溺液就含有進口海水鹽。這一點讓我們有了突破,但那3個地方都不承認死過人,也沒有員工失蹤。警方考慮,這些地方招工不規範,死者可能是從外地來柳州打工的,沒有簽用工合同。那些地方也沒有攝像頭,什麼線索都沒有,案子又回到了原點,女屍到底在哪裡死亡的呢?

經過法醫的再度檢驗,發現死部肺部的溺液比較渾濁,還有些許沉澱物堆積。要知道,人工海水剛配制時,通常會很渾濁,水底有沉積物。配制好的人工海水要立即啟動水族箱中的循環水過濾裝置,加溫設備和充氧設備,12小時後才會變得澄清。經一周後,若水質已穩定在合理範圍,這時就可飼養海水觀賞魚了。

這一點讓警方豁然開朗,在那3個有海水魚的地方中,隻有一家在十天前購買了一批進口海水鹽,配制了新的人工海水,準備給巨大的水箱換水。這就表明,死者是在配制海水時溺死的。确定了這一條線索,警方一路查下去,而這時死者的丈夫也從異地趕來報案,說妻子失蹤了。

案子經過半個月的偵察,終于真相大白,原來死者是配制海水時自己跌進去淹死的,可用工單位的負責人怕被死者家屬索賠,趁夜把屍體丢到了死水溝裡,想誤導警方,讓大家以為死者是在水溝中失足溺亡的。可用工單位的負責人不知道,淡水和海水溺亡的肺部有區别,他還以為死者沒有外傷,這樣就不會查到他們身上了。

第004号案:特别證人

2007年2月,我開始在南甯市公安局青秀公安分局刑偵一大隊做法醫,上任不到一個月就遇到了一件奇案。

那天上午,我們接到群衆舉報,有個老人在小區裡上吊自殺了,可他們懷疑現場是被僞造的。死者叫姚大勇,已經70歲了,身體不好,常年背藥罐。群衆反映,姚勇喜歡在小區的樹下與老年人們打牌,當天還沒察覺他有異常情況,誰知道第二天就驚聞他自殺了。姚勇的妻子前年去世了,他隻有一個兒子,兒子經常抱怨沒時間照顧老人,因此大家就懷疑是死者的兒子行兇。

技術中隊一行人趕去現場時,死者姚勇已經被兒子從高高的水管上放了下來,并清理了現場。由于死者兒子不知道我們會趕來,他對此很驚訝,也很生氣,對圍觀的群衆一頓痛罵,指責他們橫生事端。這種情況很常見,但正如英國作家丁尼生所言:It is better to fight for justice than to rail at the ill(中文意思:與其責罵罪惡,不如伸張正義)。

我靜下心來,隻看了一眼屍體,當即就瞧出了問題——死者不是自殺的,現場是被人僞造的。那我是怎麼看出來,死者并非自殺,而是他殺呢?

這一點,我首先要糾正一下,電視劇給大家長期造成的一種誤解。很多演員在拍戲時,僞造他人的自殺現場,通常都是從死者身後竄出來,并拿着一根繩子将人勒死。我後來辦過許多案子,很多罪犯也是憑這種錯誤的印象,這才在犯罪過程中被逮住。在現實中,如果一個人真的下決心上吊自殺,那麼屍體上的勒痕應與地面垂直,至少接近80度到90度。否則,兇手殺完人再把屍體吊上去,傻子都能看出破綻,因為勒痕會不重疊,而大部分演員拿了繩子就是從人家身後使勁往後勒。

姚大勇的兒子聽完的講解,當場否認殺過人,還聲稱他昨晚加班,但無法提供不在場證明,因為公司裡隻有他一個人,公司也沒安裝過監視器。死者的兒子堅稱自己是親白的,可房門沒有撬鎖的痕迹,一切都像是熟人作案。經過走訪調查,我們得知姚大勇平時隻與鄰居們在樓下打牌,極少請人進屋裡做客,能自由進出姚家的人隻有姚家父子。

為了偵破此案,我們就找來案子裡最重要的證據,即勒死姚大勇的麻繩。麻繩是姚家綁蛇皮袋用的,一起有兩根,其中一根被用來實施犯罪了。我們無法在麻繩上提取指紋,因為繩子太粗糙了,最好的辦法就是提取DNA,作為案子的生物物證。

DNA是脫氧核糖核酸的簡稱,是存在于生物細胞中的遺傳物質。由于個體間的DNA差異及遺傳規律,DNA鑒定在偵查破案和司法審判領域中具有極高的識别率。因此,有人将DNA稱為“特别證人”。

在這裡,我又要向大家作一個介紹,那就是中國法醫的DNA發展曆史。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公安科技百廢待興,法醫物證技術更是設備簡陋、技術單一,隻能看看細胞,查查血型,根本無法直接認定嫌疑人。DNA在中國首次用于實際案件檢驗,那是在1989年9月,之後一個叫葉健的人研究出兩步裂解法,在強奸案及強奸殺人案件的偵破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不過,DNA技術和檢驗标準是在2001年後才漸漸普及的,真正于全國範圍内将DNA技術用到刑偵中,也是在那之後。

如果我沒記錯,2006年9月29日,南甯市公安局刑偵支隊“三基”工程建設的DNA實驗室才正式亮相。事實上,當時這個DNA實驗室已有4年的成長過程,南甯市公安局利用DNA檢驗技術破獲的首起案件,是在2002年6月底。那時候,刑科所隻有一套DNA檢驗設備,兩名DNA檢驗員。

話說回來,我們提取麻繩的DNA後,立刻與姚大勇兒子的DNA樣本做檢驗及比對。一開始,姚大勇的兒子并不同意采集他的DNA樣本,以為我們要陷害他,在知道這能排除他的嫌疑後,他才欣然應允。

在很多罪案劇中,技術人員總是把沾有樣本的棉簽頭往試管裡一丢,搖一搖然後送到機器上去,電腦屏幕上馬上就能彈出一個碩大的比對結果“MATCH”(符合),但那些都是戲劇化的描述。其實,僅僅是檢材的提取,就是極其繁瑣的環節。

試驗時,法醫們拿起剪刀,将攜帶檢材的物件剪成小片放入離心管,進行分離純化,然後對DNA片段進行擴增,最後進入DNA圖譜分析。一套流程走下來,至少要花費12個小時。如今,為滿足偵查辦案的實際需求,鑒定時限已由原先的30個工作日轉變為3、5天。若換作以前,等一個鑒定結果能把人等死。

幾天後,我們從DNA實驗室拿到了結果,可卻出人意料。麻繩上的DNA除了死者的,還有另一個人的,可那個人并不是死者的兒子。如此一來,姚大勇的兒子被證明是清白的,可兇手是誰呢?誰還能自由出入姚家?

我拿起犯罪現場的照片看了又看,終于發現了一個問題,并再次到現場去确認。在死者家中,飲水機的水桶是滿的,一點空氣都沒有,這說明水可能是剛換上的,死者一口都沒來得及喝就被殺害了。一查之下,我們找到了一位名叫吳優的送水工,他承認死者遇害前一天曾送水到家中,但否認他是兇手。

英國詩人奧頓說過:Evil is unspectacular and always human,and shares our bed and eats at our own table(中文意思:惡魔通常其貌不揚,與常人無異,并和我們同床共餐)。在姚大勇的案子中,由于門窗未有強行入内的痕迹,我們一直着眼于熟人作案,但卻忽略了最經常見面的送水工。

沒人會痛快地承認自己是兇手,我們經過比對,證實吳優的DNA與麻繩上的DNA相符。這讓案子一錘定音,面對“特别證人”,吳優辯無可辯,隻能交代了犯罪事實。原來,那天傍晚吳優送水到姚大勇家時,看到姚大勇從一個盒子裡翻出送水的工錢時時,忽然起了歹念,他便随手抓起麻繩将老人勒死。事後,吳優将現場打掃了一遍,可卻忘記水桶剛裝上去,會暴露他曾到過現場。

死者的兒子被還以清白,對我們感謝之餘,又回憶起父親放在盒子裡的錢是平時攢下來的“私房錢”,也許他怕兒子不養他,一直偷偷存點錢養老,沒想到那些錢卻變成了催命符。

第005号案:生死之肺

1988年10到12月之間,馬山縣爆發了一場甲型肝炎流行,發病109例,死亡3例。為了控制疫情,各醫院、衛生所到所有村子中走訪調查,采集血液樣本。那原本是一場疫情,和身為法醫的我沒有關系,至少用不着我,沒想到在當時竟發生了一件慘案。

11月2日的中午,有一個叫王雅莉的女醫士着急地跑來馬山縣公安局,問朱明川在不在,跟民警報告田林村有情況。我走出來一問,這才知道王雅莉在田林村采集血液時,看見一家人要去山裡埋一個死嬰。死嬰是女性,剛剛出生,那家人是在家中為産婦接生的,并沒有去衛生院。王雅莉很年輕,見不得半點罪惡,她懷疑那家人重男輕女,活活地悶死了女嬰。

我問王雅莉,伱又沒看見人家分娩,伱怎麼知道女嬰生下來不是死的。王雅莉氣喘籲籲,告訴我她在采集血液時,聽到産婦痛苦地呻吟,後來還聽到嬰兒短暫的哭泣聲。當看到那家人要去掩埋死嬰,王雅莉就以為嬰兒出生後健康有問題,也擔心嬰兒還沒死透,仍有救活的機會,于是她就上前詢問了情況。哪知道,那家人慌張作答,女嬰生是死産,堅稱女嬰不曾發出過哭聲。

80年代,類似的事并不少,很多人為了生男孩,真的狠得下心腸。當時,政府已經開始嚴打殺嬰的犯罪行為,我對殺嬰兒的事也極度痛恨,随即就跟另一位民警趕去田林村。有人可能會問,嬰兒已經死了,分娩時有意外情況發生,嬰兒沒有保住,這并不罕見,有什麼方法能夠斷定嬰兒出生時有沒有死呢?這話沒錯。産婦是在自家分娩的,她的家人都矢口否認,光憑王雅莉一面之辭,确實不能妄下結論。

在這類案件中,嬰兒是死産還是活産,往往就是案件的關鍵所在。

言歸正傳。

起初,那家人死活不同意我們帶走女嬰的屍體,經過艱難的溝通,傍晚時我們才把屍體帶回來。當然,我們辦案不能有主觀情緒,否則無法以法服衆,證據就是一切。正如美國廢奴運動領袖菲力普斯?W說過的話:Every law has no atom of strength, as far as no public opinion supports it(中文意思:若是沒有公衆輿論的支持,法律是絲毫沒有力量的)。

我把死嬰的屍體帶回來時,天已經黑了,冷風吹得跟鬼哭一樣。為了盡快盡善地處理這樁案子,一回縣城,我就馬上跑去衛生院的太平間對死嬰進行屍體解剖。為什麼法醫解剖要來醫院,難道沒有影視劇裡法醫專門使用的解剖室嗎?在這裡,我要跟大家解釋,由于條件有限,很多公安局尚未建專門的解剖室,因此法醫們的解剖一般都在醫院太平間或殡儀館進行,即使在美國部分地區,甚至當今的中國部分縣市的情況仍是如此。

跟歐美劇裡法醫們比起來,我們并沒有優雅的工作間,衛生院的太平間隻有10多平方米,連一扇窗戶都沒有,夏天悶在裡面,我們全身都會變臭,甚至呼出的氣都是臭的。一進來,我就把藍色塑料袋裡的死嬰擺在水泥台上,台面鋪着白色的瓷磚,從裂紋就看得出它已經走過很多年月了。

死嬰剛死不足24小時,而且時值冬天,屍臭并不明顯,隻是夜裡屍檢,多少讓我這個僅上任一年多的法醫有點心慌。那麼,究竟怎麼做,法醫才能确定嬰兒是被殺害的,并且是死産兒呢?

在法醫學上,判斷産兒是活産還是死産,主要是根據胎兒出生後在母體外是否進行過呼吸,已呼吸的為活産,未呼吸過的為死産。但活産和生活能力(指出生後能夠繼續維持生命的能力)是有區别的,有足夠生活能力的胎兒可以是死産,比如宮内呼吸窘迫緻死,相反無生活能力的胎兒,例如畸形或未成熟兒,可以是活産,而後死亡。

确定新生兒是否曾有過呼吸,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肺浮揚試驗,因為未呼吸的肺,肺内不含空氣,呈實體狀,比重是1.045到1.056,将其投入冷水中即下沉;已呼吸的肺含有空氣,肺的體積增大,比重小于1,投入冷水中不下沉。應用這一原理判定有無呼吸,這就是法醫學上的肺浮揚試驗,此法從17世紀起,由德國法醫血學者首先采用。

肺浮揚試驗是按常規解剖方法打開胸腹腔,分離頸部軟組織,然後在吼頭下方和膈肌上方分别結紮氣管和食管,并在食管結紮上方切斷。最後,将舌、頸部器官連同心肺等一同取出,并投入冷水中,觀察是否上浮、上浮的部位及其程度。

死嬰的家人以為法醫不能判定嬰兒是否為死産,而且産婦沒有在醫院留下過任何記錄,可他們并不知道,呼吸過的嬰兒與死産兒肺部是不一樣的。我做完了肺浮揚試驗,結果全部為陽性反應,即全部肺連心髒一起上浮,頸部髒器沉下,說明肺部已充分呼吸,可以确證為活産。

我得出了這個結果,心情是沉重的,當晚也确定了死因——機械性窒息死亡,即女嬰是被人捂住口鼻後死去的。之後,那家人交代了犯罪事實,承認他們為了再生兒子,狠心地殺死了剛出生的女兒。很可惜,他們不了解,重男輕女是錯誤的觀念,女性亦是人類社會的不可或缺的一員。就如墨西哥的一句諺語:The house does not rest upon the ground, but upon a woman(中文意思:家不是建立在土地之上,而是建立在女性之上)。

在此案的末尾,我要多費筆墨,解釋肺浮揚試驗的一個注意事項,那就是文中描述的試驗僅适合于屍體尚未出現腐敗的情況下。因此,我那天才連夜趕去衛生院的太平間,當晚就完成了全套屍檢工作。否則,肺浮揚試驗會更為複雜。

第006号案:死穴

2009年5月27日,南甯民族大道古城路口發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當時是下午14點28分,有12個行人在十字路口等紅綠燈,道路還有監控。在這種情形下,可以說案子是很容易處理的。奇怪的是,南甯市公安局交警支隊二大隊古城中隊給我們刑偵隊打了一個電話,叫我趕去把死者運走。

為什麼我會覺得奇怪,在這裡就要告訴大家一個行内的秘密了。

交通事故,其實嚴格來講,現在公安機關的鑒定中心沒有資質,隻能找社會上的鑒定機構。很多交警部門委托給公安局法醫鑒定中心是延續曆史的老做法,在有關交通事故賠償案中,如果當事雙方不提出公安局法醫鑒定中心無鑒定資質問題,法院亦不持疑異,那就可以認為是有效證據。

2005年10月開始,我們已經不接這種案子了,而且有的保險公司也不認可公安局的鑒定,最終會不予理賠。我聽說要我趕去現場,心裡就納悶,處理交通事故的交警不會是新人吧?我想在電話裡問清楚,可那名交警忙着處理現場,群衆吵個不停,車鳴不斷,根本沒時間細說。

挂斷電話後,我放下手頭的工作,立刻跟幾個民警開車趕去古城路口。此時,那名交警為了使道路暢通,在拍照後已經把屍體擡到一邊去了。我以為,在現場會看見一堆血,或者死者的腿呈現90度的彎曲狀,可一去到就傻眼了。

道路上幹幹淨淨,别說血迹了,連片樹葉都找不到。當我找到那名交警後,一問才知道,一輛柳微車(廣西柳州五菱集團生産的一種微車)行經民族大道古城路口時,一位女性路人闖紅燈走到人行道上,在柳微車開過來時,人倒下後再也沒有醒過來。不過,柳微車司機堅稱沒有撞到人,在看到死者出現前,他已經刹車了。

交警是個帥氣的小夥子,一直耐心地聽司機和目擊者争論,見我們來了,他就叫他們再說一遍。司機覺得自己被冤枉了,總覺得死者沒死,是想碰瓷,不停地瞄向屍體。等紅綠燈的那些行人都看見了事故經過,他們一緻說是司機把人撞死的,嚷着要處理這名肇事司機。這時,交警就跟我說,他雖然不是法醫,但看得出死者身上沒有傷,尤其是雙腿沒有骨折,恐怕不能認定為交通事故。我幡然醒悟,交警叫我來,是因為他認為死者生前中毒了,這是一樁刑事案件。

南甯很熱,屍體長時間放在地面的話,會被騰騰的熱浪破壞屍表證據。我看交警的藍襯衣和白手套被汗水浸透了,行人也煩躁起來,當時我就沒有拖延,當場為那名女性死者做了簡單的屍檢,戴着手套按了按屍體的雙腿和膝蓋,那裡真的沒有骨折,連碰擦的傷痕都沒有,道路上的擦車輪胎印也很明顯。而且屍者面色和雙唇發绀,屍僵漸顯,完全不像活人,難怪交警都沒打急救電話,一直在等我們過來。

交通事故往往發生在一瞬間,即使有錄象當作證據,我們都要看很多遍才能确定,交通工具是不是撞到人了。目擊者雖然都聲稱是柳微車司機将人撞死了,但在證據面前,隻能認定這起事故中沒人說謊,可目擊者被雙眼欺騙了。正如古羅馬預言家菲德洛斯曾說過:Things are not always what they’ve seen, he first appearance deceives many. The intelligence of a few perceives what he’s carefully been hidden(中文意思:事物的表象并不可信,大多數人往往被表象蒙騙。隻有少數智者能夠察覺深藏的真相)。

之後,我就把那名女性死者運回去做屍檢,跟我一起去的民警也登記好了目擊者的資料,并拿到了道路監控的錄象。後來,我們确實從錄象中得出結論,柳微車司機沒有撞到死者,案子與他無關。

那麼,死者為何會在路上突然死亡?她真的中毒了嗎?

女屍身上有錢包,我們翻出來一看,裡面有身份證,死者名叫彭麗,28歲,住在古城路,在一家設計公司上班。在中毒案件中,若死者是服毒自殺,通常會留在現場,不會到處溜達,因此自殺這一可能性一開始就被排除了。而後,民警經過走訪調查,發現彭麗新婚一年不到,生活美滿,與丈夫相處和睦,事發當天與丈夫一同吃過早餐,可她丈夫身體并無不适感;在公司裡,彭麗亦不曾與同事結怨,他們在公司的午飯都是到外面的餐廳去吃,事發當天也是如此,但其他同事身體無恙。

與此同時,我在屍檢中采集了死者的以下檢材:胃及胃内容物;腸及腸内容物;血液;尿液;肝、腎、腦組織。此類懷疑中毒的屍體檢驗,除了留取供毒物化驗的檢材,還必須同時留取足夠的病理檢驗的檢材。

可是,出人意料,奇怪的事情又一次發生了——毒理檢驗後,那些屍檢檢材竟然都是正常的,并沒有中毒迹象。就連彭麗家的水、食物、廚具都幹幹淨淨,毒藥檢測的結果全是陰性。

我拿到報告的時候,不敢相信地看了又看,在确定檢驗無誤後,問題又回到了原點。彭麗如果不是被車撞死的,也不是中毒身亡,那麼她在馬路上為什麼會忽然倒地死亡呢?普通人都會往鬼怪方面去想,可我們搞是科學的,總不能拿這種原因去糊弄死者家屬,況且人類的犯罪能力是無極限的。

我記得,英國作家約瑟夫?康拉德就說過這樣一句話:The belief in a supernatural source of evil is not necessary. Men alone are quite capable of every wickedness(将邪惡的産生歸結于超自然的因素是沒有必要的,人類自身就足以實施每一種惡行)。

由于我們手上的主要證據隻有一具屍體,第一犯罪現場在哪也不清楚,可以說線索都中斷了,隻能對屍體進行第二輪檢驗。在第一輪檢驗中,死者口唇、面色發绀,眼球凝視,再加上找不到屍體有任何外傷,骨骼也完好無損,因此我們都把注意力放在中毒之上。這一次,我們換了一個方向,情況就大不一樣了。

我做完屍檢後,在死者的胸腔内,左肺明顯萎陷,左、右胸後壁第5肋間距脊柱4.5cm處胸膜下對稱性出血。這個情況若在屍檢中不仔細的話,根本不會注意到。我看到這情況,頓時想到死因了,随即與彭麗的丈夫确認,死者是否在前幾天做過針灸。彭麗丈夫承認,彭麗經常光顧按摩店,喜歡做針灸解乏和養身。

這樣一來,案情就真相大白了。

原來,彭麗左腋下疼痛了一段時間,死前一天到按摩院做了針灸治療,針灸師用針灸刺心俞穴(背部第5肋旁1寸半),深約2.6cm,當時針刺過深,刺破了胸膜組及肺組織,引起了左側張力性氣胸,導緻鵬麗死亡。可針灸師沒有發現這情況,而彭麗也被左腋下疼痛誤導,沒有意識到離死神不遠了。過了一天,這情況惡化,彭麗錯過了最佳的搶救時間,在過馬路時倒地死亡。

總而言之,這不是一起兇殺案,而是一起診療技術失誤導緻的醫療事故。由于南甯市公安局青秀公安分局在醫療事故糾紛中不方便做鑒定,最後我們就把相關事宜移交給另一個社會司法鑒定機構,讓彭麗丈夫拿到了應有的賠償。

小知識:心俞穴位于人體的背部,取穴時一般采用正坐或俯卧姿勢,彭麗當時是正坐的,可針灸師下針時,她彎腰向前抓了一本美容雜志,使得針灸師下針時發生錯誤。因此,做針灸時切勿亂動,謹遵醫囑。  

第007号案:三槍懸案

在我的法醫生涯中,跨省辦案不過八次,最近的一次是在2010年4月份,去的地方是貴州樸公鎮。一般法醫極少跨省辦案,除非案情重大,牽涉衆多,或有利害關系,這樣才會跨省做鑒定。在我接到上級通知時,下意識地就想,貴州的這樁案子肯定不簡單。

接到通知後,我很快拿到材料,大緻地了解了案情。

在2010年2月份的一天,貴州樸公鎮兩位民警追擊一名持槍嫌犯,雙方在一個工廠後面交火。嫌犯開槍發生跳彈,擦傷一位民警,之後嫌犯右腿被民警擊傷,繼而腦部右太陽穴中槍,當場死亡。現場有目擊群衆,他們聲稱,嫌犯右腿受傷後,已經失去逃跑能力,手上的槍也掉在地上了,警察卻續打向嫌犯的太陽穴,有過度執法的嫌疑。

嫌犯叫鄒雲龍,是當地人,家裡的親戚能塞滿一卡車。幾年前,鄒雲龍在廣東殺人搶劫,被列為通緝犯。2010年2月,鄒雲龍潛回家鄉,被民警盯上,随即在交戰中身亡。因目擊群衆皆稱,鄒雲龍先被打中右腿,手槍滑落,這讓開槍的民警被推到風口浪尖,并發生了群體事件,公衆亦對鑒定結果的真實産生了懷疑。

鑒于此事影響甚大,死者家屬也不認同本省鑒定,最高檢查院的偵察指揮中心就做了安排與協調,任命廣西的兩名法醫和四名技術人員重新做法醫鑒定和槍彈傷檢驗。我拿到案件的材料時,還以為隻是死者家屬鬧事,因為從材料上來看,案情一目了然,沒必要再重新做鑒定。

等我一去才知道,案情比我想的要複雜得多,難怪會跨省做鑒定。

到了貴州後,我才拿到案件的詳細材料,根據那上面的描述,兩位民警分别開了兩槍,嫌犯則開了三槍。兩位民警用的都是92式手槍,而嫌犯用的是54式手槍(嫌犯十年前殺害貴州民警搶奪來的)。為什麼我要說明雙方使用的槍械?因為問題就出在這裡。

簡單地講,92式手槍使用的是9mm口徑子彈,54式手槍使用的7.62mm口徑子彈,兩種子彈是不一樣的。兩位民警一共打出4槍,隻有一顆子彈在鄒雲龍的右腿中,腦部那顆子彈沒有射穿,滞留在腦部,可那顆子彈經法醫人員取出後,大家都對結果産生了質疑。

為什麼會質疑呢?因為那顆子彈是7.62毫米口徑的,即表明它是從54式手槍裡射出來的,與民警無關。這個結果顯然不能被死者家屬接受,他們認為民警為了開脫,利用職務之便,篡改了證據。

我看完材料後,一樣質疑證據保存鍊的完整性,而法醫也未能夠證明那顆檢驗的子彈确實是從死者腦袋裡取出,且在被送到實驗室以前沒有被篡改過。那名法醫深感被冤枉,想以死證清白,但在跳樓前被攔下了。可也因為如此,那顆從死者腦部取出的子彈就因為“不幹淨”,之後未被列為證據。

大家看到這裡,或許會覺得我冷血,同是一行,為什麼會質疑檢驗報告呢?這就要從找到的子彈說起。我看過那些采集到的證據,彈頭和彈殼各有7顆(民警共開4槍,其中一顆在嫌犯右腿中,嫌犯開3槍),可以說子彈都在,沒有一顆失蹤。既然子彈都在,那麼嫌犯腦部的子彈從哪來的?難道他知道插翅難飛,選擇飲彈自盡了?

根據我拿到的材料,鄒雲龍暴戾成性,殺過平民和警察,搶劫過商鋪,逃了數年,不像會輕易放棄的人。再者,我看過法醫拍的現場照片,鄒雲龍右手十分幹淨,并沒有血液回濺。倘若鄒雲龍是自殺的,那就是接觸射擊,手上不太可能是幹淨的。

在這裡,我順便解釋一下,射擊距離的界限目前争議比較大,各行業或各學派都根據自己的工作和理論的需要進行了各種劃分。目前,國内法醫學界根據實際案件和損傷特點傾向于以6cm以内為接觸射擊,6至60cm為近距離射擊,60cm以外為遠距離射擊。

一般,遠距離射擊的子彈射入口,其形态僅帶有擦拭輪和污垢環的彈孔,沒有火藥煙暈和顆粒灼傷(形似長暈的太陽)等槍擊殘留物,鄒雲龍右腿的槍彈傷符合這一特點,同樣,他的右太陽穴槍彈傷也符合。所謂槍擊殘留物,是指射擊時從槍口或槍支機件縫隙中噴射出的火藥燃燒生成的煙垢、未完全燃燒的火藥顆粒、微量金屬屑和槍油等。如果在60cm以内的近距離射擊,射入口周圍多會留有射擊殘留物,若在超過60cm的遠距離射擊則較少留下射擊殘留物。

我們是廣西的法醫,與貴州刑偵隊不熟,不會帶有主觀情緒。在得到這樣的結果後,我首先好奇,鄒雲龍若非自殺,那子彈怎麼會打回他腦袋?難道真有人膽大包天,篡改了證據?這不大可能!現實中,要把子彈換進屍體裡,又讓傷口看似正常,這真比登天還難,沒有外行想的那麼容易。可如果證據沒被篡改,7.62mm口徑的子彈如何拐彎射回來?

跳彈,這是我們首先考慮的情況,貴州的技術人員同樣考慮了。可由于死者頭部的子彈不能列為證據,我們不可能再去檢驗它,而貴州的技術人員也沒來得及完成所有的檢驗,領導就因輿論壓力叫停了彈痕檢驗。

如此一來,重擔就壓在我和另外一位廣西法醫的肩上了,我們隻從屍體身上着手,聽聽死者有什麼話要說。

在我們做完屍檢後,跳彈這一猜測就被否定了。死者右太陽穴的射入孔是圓形的,這與跳彈不符。因為跳彈的前提是彈頭由槍镗射出後撞擊較堅硬的物體上,借助彈頭與物體的傾斜度而改變飛行了的路徑,同時由于彈頭與物體的碰撞,勢必造成其形态的改變,而變了形的彈頭所形成的彈孔往往是不規則的。

鄒雲龍那三槍是怎麼開的?其中一顆子彈的射擊方向(指彈頭擊中人體時的運行方向)是怎樣的?緣何會射入他自己的腦袋裡?這樁案子太蹊跷了,乃至我們不相信它的真實性,可越蹊跷的案子,證據其實越多。我記得,尼采就曾這樣說過:The irrationality of a thing is no an argument against its existence, rather, a condition of it.(中文意思:一件事的荒謬,不能成為駁斥它存在的論據。相反,這恰恰是它存在的條件)

屍檢做完後,我又考慮了槍擊現場的情況,兩位民警當時是與死者正面交火,右腿的子彈射入口就是在正面的。至于死者右太陽穴的射入口,民警們講不清楚,生死一瞬間的事,他們記不得情有可原,很可能死者中槍後想逃跑,身子一側就被打中右太陽穴。但若是這樣的話,民警就是過度執法,可子彈又不是他們射出的,這案子可謂謎霧重重,難怪死者家屬不認同鑒定結果,還引發了群體事件。

從廣西來的我們備感壓力,做完屍檢又趕赴槍擊現場,想要再做一次槍擊現場的重建。可是,此案事發兩月餘,現場早就因人為和天氣的因素,面目全非了。貴州方面的技術人員早就做過現場勘察,我對此行并不抱希望,但來都來了,不到現場看一看肯定說不過去。

出人意料,這一次我們收獲很大。

死者腦部射入口的擦拭輪和污垢環是對稱的,這說明射出子彈的人應該是正對着死者的右太陽穴,若角度偏斜,那麼射入口的擦拭輪寬度極可能會不對稱,形狀有點像鴨蛋。我按照死者生前站的大概位置,推測子彈的射擊方向,最後走到了工廠後的一片樹林裡。那是一片荒林,民警和嫌犯都未曾進去過,也由于子彈都找到了,沒人對荒林搜索過。

林子裡落葉滿地,雨水沖刷,與案發時的情形早就不一樣了,我本以為這樣找下去不會有結果,怎料竟在一塊岩石下發現了一顆54式手槍的彈殼(即7.62mm口徑的子彈彈殼)。我們心生疑惑,這是第8顆彈殼,可鄒雲龍隻打了3槍,第4顆彈殼怎麼來的?

在找到第8顆彈殼後,技術人員立即着手做槍彈痕迹檢驗,即通過光學成像原理把彈殼和彈頭圓柱面上膛線痕迹展開在同一平面上,顯示所有痕迹的特征及相互關系。結果,那顆彈殼被證實與鄒雲龍打出的另外兩顆彈殼磨損痕迹不一樣,并不是他打出去的。可由于第8顆彈殼的射出時間無法确定,我們不能肯定兩件事是同一時間發生的。

事情到了這裡,我們6個從廣西來的人就被送回去了,以後的進展我就不知道了,這算是我生涯中的一樁懸案。

後來我聽人說,鄒雲龍有同夥,打死他的人正是他的同夥,他們用的槍都是從民警那裡搶來的,因此制式是一樣的。如果鄒雲龍家屬不去鬧,沒有引發群體事件,那麼貴州的技術人員就能順利完成槍彈痕迹檢驗,從而得知子彈是由另一名同夥射出的。交火中,現場砰砰砰地響着,民警精神高度緊張,也忘了分辨槍聲。

有人可能又會問,為什麼鄒雲龍的同夥要那麼做?我猜,他的同夥沒有被被通緝,眼看他要被捕了,他同夥就殺人滅口,而他們搶劫的錢财藏于何處,也成了日後的謎團之一,或許另一樁案子發生後,鄒雲龍的案子會真相大白。正如美國詩人愛默生說過的一句話:All is a riddle, and the key to a riddle is another riddle.(中文意思:所有的事物都是謎團,而解開一個謎的鑰匙是另一個謎)。

總之,與此案有關的貴州同行全部降級或調任異地,案子不了了之,我們找到的證據甚至都沒有被公開,可能是考慮到社會穩定性。這案子中有太多的因素不方便透露,因此采用的地名和人名都是化名,見諒。

第008号案:氣殺

伱知道,法醫最怕什麼嗎?

很多人都認為,法醫膽子大,不怕鬼,不怕死屍。實際上,法醫最怕急救人員,因為他們會怕犯罪現場破壞掉,乃至被害人身上的證據都會流失,給日後的罪案偵破工作造成極大的困難。可人命關天,隻要被害人有一線希望,我們日後的工作困難再大都是值得的。

2009年4月30日,曾鬧得沸沸揚揚的公安部督辦案件“南甯三姐妹奸殺碎屍案”告破。同日,南甯市公安局青秀公安分局接到市一醫院的電話,說是一名女性傷者經搶救無效死亡,叫我們去一趟。醫院幾乎每天都會死人,若每次都打電話來,我們的電話非爆炸不可。一接電話,民警和法醫就知道,死者“有話要說”。

我和同事趕去時,死者的丈夫在和醫院方面争吵,一定要把屍體拉去火化。醫生穩不住了,見我們來了,立刻把爛攤子丢過來。經過詢問與了解,我們得知死者叫方雨花,其丈夫叫黃強,他倆争吵打架是家常便飯,鄰居都可以證明。據黃強交代,死者生前與他在家裡撕打,之後他負氣離家,數小時後返家時,黃強發現妻子已經在廚房擰開煤氣管道,自殺身亡了。

我在醫院太平間初步查看了屍體,發現死者四肢有多處劃傷,确實是與人撕打留下的外傷。急救人員趕到時,試着搶救,可發現人已經死了,便把屍體運回醫院。在此過程中,屍體和現場均已遭到破壞,在這樣的情形下,要找到真相會難上加難,這時必須認真區分哪些證據屬于第一現場留下的,哪些是急救人員轉移過來的。

由于死者确實經常與丈夫打鬥,外傷又看不出哪些是緻命傷,醫院方面為了慎重處理,他們就把我們叫來了。黃強并不理解,還說急救電話是他打的,他若真的殺了人,怎麼會打急救電話。我聽過這種借口很多次了,兇手經常這麼說,等到真相大白,他們又會有另一番說辭。

死者為大,秉着要傾聽死者“遺言”的使命,我與黃強進行一番溝通後,他終于同意我們給死者做一次屍檢。那麼,屍體和事發現場在一定程度上都被破壞了,身為法醫的我們有辦法聽到死者的“遺言”嗎?

經過屍檢,我發現死者頭部的頭皮下血腫,頸内肌肉出血,四肢多處劃傷,屍斑呈櫻桃紅色,心血化驗碳氧,Hbco(血紅蛋白)含量達90%(人體的血紅蛋白超60%即會死亡)。根據屍檢結果,可認定方雨花确系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其身上的損傷應在中毒之前發生。意思是說,黃強并非先把人殺死,再把煤氣打開,僞造了事發現場,結果與黃強的描述似乎不矛盾。

然而,事情的真相是這樣嗎?黃強沒有撒謊嗎?

實話說,我第一眼看到方雨花的屍體時,曾懷疑她是被黃強扼死的,因為她背部表皮脫落及皮下出血。所謂扼死,即是用單手或雙手、上肢等扼壓頸部而引起的窒息死亡,又稱掐死。有時可見用肘部、前臂或器械壓迫頸部所緻的死亡,也屬扼死。

奇怪的是,黃雨花頸部的扼痕并不明顯,越明顯才越容易扼死,這是不是說明我想錯了?在扼死案中,受害者常常掙紮抵抗,在其胸部和四肢會留下傷痕。可若兇手心理素質強,仍能避免在這些地方留下傷痕,以迷惑法醫。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兇手再聰明都會有遺漏的地方,那就是受害者被扼死時,就算四肢和胸部不能掙紮,可背部會與相靠的物體劇烈摩擦,因此背部會表皮脫落及皮下出血,這是兇手最容易忽略的一點。

黃雨花的背部有非常明顯的傷痕,可她頸部的扼傷又不明顯,那是為什麼呢?在這種情況下,法醫就要考慮兇手在扼頸時,頸部有墊襯物的可能性。在這類案件中,為了查明是不是有掩蓋扼痕,這就要看法醫的解剖了。

對于懷疑死者是被扼死的,為了避免将死後解剖所緻的肌肉和軟組織血液侵染誤認為是扼痕或掩蓋扼痕,在解剖時應首先剖開胸腔和顱腔,取出内髒器官和腦,盡量放出頸部血液,使頸部處于相對缺血狀态。将查頸前部時,應将頸部肌肉群逐層分離,觀察肌肉、甲狀腺、甲狀軟骨、舌骨的損傷等。

問題在我做完這項解剖後又來了,因為死者的頸部肌肉是有出血症狀,但并不明顯,與外傷看上去相符。即是說,死者未被扼死,也無人用墊襯物來隐藏扼痕。

事情到了這裡,死者似乎真是自殺的,黃強的說辭幾乎被應證了。可在我的眼中,死者身上仍有兩個疑問,一是人體心血中Hbco(血紅蛋白)含量達60%以上即可死亡,而死者心血中Hbco含量高達90%,人體生前能否形成這麼高的Hbco含量?是我搞錯了嗎?二是死者頸部損傷雖不緻命,但極可能使人失去知覺,而在人失去知覺後不可能完成擰開煤氣管道自殺的動作的。

帶着這兩個疑問,我和民警去到事發現場,準備通過模拟分析重建當時的情況。

模拟重建,顧名思義是指從通過設計、創造與過去的某一段現象或過程相似的環境和條件,運用相似的人或物,模仿重建事發經過。古今中外,犯罪現場的模拟重建數不勝,我國五代後晉時期的《疑獄集》中曾記載的三國時張舉所辦的“殺夫焚屍”就是著名的一例:妻子殺死丈夫後縱火燒屋,僞造成失火燒死,張舉采用同時用火燒活豬和死者進行對比,發現活豬燒死後口中有許多灰燼,但死豬口中則幹淨,從而獲悉真相。

我進到死者家中的廚房時,首先就換位思考,若與丈夫争打後,會擰開煤氣死在廚房裡嗎?方雨花家裡的化妝品都很高級,她平時對身體護理也很用心,可見她是一個愛美的女性,若自殺,極可能打扮好再躺到床上。可這隻是我的懷疑,絕對不能當成證據,死者氣過頭了,失去理智也是有可能的。

模拟事發現場,我們不可能讓活人來做實驗,隻用三隻家兔代替,以便模拟方雨花當時的情形——第一隻家兔被鈍器打擊頭部并輔以扼頸後置于煤氣開啟的廚房内;第二隻家兔被鈍氣打擊頭部并輔以扼頸後置于正常環境并用煤氣管直接對準其呼吸道,使其中毒死亡;第三隻家兔未受任何損傷,置其于煤氣開啟的廚房内。(動物保護組織請息怒)

實驗結果顯示:第一隻家兔在1小時後死亡,心血中Hbco含量達30%左右;第2隻家兔在1分鐘後死亡,其心血Hbco含量高達90%左右;第三隻家兔3小時後仍未死亡,心血Hbco含量在20%左右。

誠然,動物與人體有較大的差别,不能完全照搬動物實驗的結果,可這模拟重建的實驗反映了一個最基本的事實:在廚房這個特别的環境中,隻有當呼吸道直接與煤氣管道相通時,才能達到心血中極高濃度的Hbco含量。結合本案分析,此案兇殺的可能性無法排除,而死者丈夫是唯一的嫌疑人。

面對這些事實,黃強辯無可辯,最終向民警交代了作案的經過。原來,黃強一怒之下,掐暈了方雨花,接着怒氣未消的他把妻子對準煤氣管道,擰開後便徉裝負氣離家,并故意在小區監控中出現,還找來朋友一起喝酒,為自己制造不在場證明。可惜,黃強怕方雨花不死,保險起見,他将人對準了煤氣管道,而這一點恰恰暴露了他的罪行。

古人蘇轼甚有遠見,在其《洗兒》中就曾言: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想來,聰明反被聰明誤,黃強的犯罪行為給我們證明了這一點。

第009号案:隐形的殺手

法醫這一門職業建立在死亡之上,很多人都覺得法醫的工作很安全,隻要死屍不跳起來掐伱脖子,那就高枕無憂了。事實真是如此嗎?從我1986年入行以來,我的法醫同事中兩個因公犧牲,還有一個因公殘疾。犧牲的那兩位分别是下洞撈屍摔死、屍體解剖被愛滋病感染,殘疾的是勘察現場時被炸傷了。

除了以上的慘例,法醫們在日常工作中總還有各種看不見的危險,稍有不慎就會造成傷害。1997年,我調人到柳州市公安局柳北分局後,曾接到一個很特别的案子,而當時誰都沒有想過,危險會不期而至。

我記得,那年中秋剛過,一個中年婦女來報案,聲稱丈夫被人謀殺了。中年婦女叫李彩鳳,丈夫叫淩志文,一家人出來逛街。在解放南路,王志文在一家商鋪的樓梯上摔下來,當場死亡,這點已經由急救人員證實了。那時,李彩鳳與女兒在試衣服,并未目睹事發經過,可她堅持認為丈夫是被人推下去的。

經多方核實,民警确認淩志文确系下樓時不慎摔死,死者的妻子卻不肯相信,還對我們說死者生前神神秘秘,行蹤飄忽,經常嘀咕一些怪話。比如,死者要妻子保證,他死後必須堅強活下去,女兒切記上學不能貪玩等等。大家都認為死者妻子是過度悲傷,胡言亂語,可為了安撫死者家屬,亦為死者能瞑目,我就做了一次屍檢。

在一切工作準備就緒後,我要清洗屍體,接着就發現死者戴了假發,可能他怕被人發現,假發戴得很緊,以至摔下樓時都未曾脫落。戴假發算不上犯罪,我并沒有在意,采集了假發上的一些痕迹物,準備交給痕檢人員。餘下的屍檢中,屍體的異常處漸顯,比如死者的乳頭扁平,幾近消失,皮膚紅斑較多,肺充血,橫紋肌萎縮、纖維化。

同時,急救人員把搶救的情形告知我們,死者的血完全止不住,他們懷疑死者有白血病。之後,醫院方面查到了死者的病曆,原來他一直悄悄治療白血病,李彩鳳的懷疑有理可依。現實中,有人知道自己得了絕症,不想拖累親人,有時真的會将病情隐藏。死者因病脫發,為免妻子生疑,他就戴了假發。

事情到這裡就算完了嗎?

李彩鳳仍認為淩志文不該患白血病,一切都沒有征兆,像是她丈夫忽然就病倒了。在醫學上,白血病有急性的,李彩鳳的懷疑不足以采信。可白血病不會讓死者乳頭消失,肺出血,橫紋肌肉纖維化等等。我不禁地懷疑,這起死亡案件中除了病因外,是否含有人為因素?若一個人有心的話,能不能讓一個健康的人患上絕症呢?

在我做檢驗時,又從李彩鳳那裡了解到,淩志文是一個磷礦的車間主任,長期與礦物接觸,她問我磷礦該不該負責,死者算不算工傷。與磷礦接觸,并不會引發白血病,至少在科學上還沒有這個說法。大家都認為李彩鳳悲傷過度,胡言亂語,一見她來都頭疼得要命。

然而,屍體上仍有蹊跷,死者還有話要說,不久我又對死者進行了第二輪屍檢。這一次,我從李彩鳳的“瘋言瘋語”中,隐隐覺得哪裡不對勁。帶着疑問,我提取了死者的睾丸生殖上皮,拿去做檢驗。

我拿睾丸生殖上皮做什麼?是不是變态行為?當然不是了!

衆所周知,放射性物質對人體影響甚大,嚴重的能迅速造成人類死亡。通常,放射性損傷會在人體各組織上體現出來,比如真皮乳頭消失或變平,過度角化;肌肉組織對輻射不敏感,但在大劑量的輻射下,橫紋肌肉會萎縮及纖維化;心髒對輻射同樣不敏感,但會出現纖維性心包炎和心包積液;肺部會有出血、胸膜腫大等等。

問題是,以上列的幾點都是人體對輻射不是很敏感的地方,那最敏感的地方在哪?别害羞,最敏感的地方就是睾丸生殖上皮,女性則是卵巢。人體的這兩個地方對輻射極為敏感,一旦受到輻射,男性的細精管生殖上皮細胞分裂就受抑制,發生變性壞死。持續性作用則緻曲細精管硬化,間質血管壁玻璃樣變,嚴重者全部細精管萎縮。而女性的閉鎖卵泡會明顯增加,僅少數卵細胞及其卵泡上皮殘存。

果不其然,鑒定結果顯示,淩志文的睾丸生殖上皮細精管全部硬化了,這證明他受到了放射性損傷,他的白血病很可能是人為造成的。

在我發現這個情況後,民警按照我給的方向,核查了磷礦的生産安全記錄,發現1997年6月時,磷礦的一個下料口钴60不見了!可生産安全負責人怕被追責,竟膽大包天地将此事隐瞞,沒有向上級彙報。

我一聽這消息,心說糟糕,淩志文被輻射過,那做屍檢的我和其他技術人員會有危險嗎?

同時,急救人員把搶救的情形告知我們,死者的血完全止不住,他們懷疑死者有白血病。之後,醫院方面查到了死者的病曆,原來他一直悄悄治療白血病,李彩鳳的懷疑有理可依。現實中,有人知道自己得了絕症,不想拖累親人,有時真的會将病情隐藏。死者因病脫發,為免妻子生疑,他就戴了假發。

事情到這裡就算完了嗎?

李彩鳳仍認為淩志文不該患白血病,一切都沒有征兆,像是她丈夫忽然就病倒了。在醫學上,白血病有急性的,李彩鳳的懷疑不足以采信。可白血病不會讓死者乳頭消失,肺出血,橫紋肌肉纖維化等等。我不禁地懷疑,這起死亡案件中除了病因外,是否含有人為因素?若一個人有心的話,能不能讓一個健康的人患上絕症呢?

在我做檢驗時,又從李彩鳳那裡了解到,淩志文是一個磷礦的車間主任,長期與礦物接觸,她問我磷礦該不該負責,死者算不算工傷。與磷礦接觸,并不會引發白血病,至少在科學上還沒有這個說法。大家都認為李彩鳳悲傷過度,胡言亂語,一見她來都頭疼得要命。

然而,屍體上仍有蹊跷,死者還有話要說,不久我又對死者進行了第二輪屍檢。這一次,我從李彩鳳的“瘋言瘋語”中,隐隐覺得哪裡不對勁。帶着疑問,我提取了死者的睾丸生殖上皮,拿去做檢驗。

我拿睾丸生殖上皮做什麼?是不是變态行為?當然不是了!

要知道,钴60是金屬元素钴的一種放射性同位素,具有極強的輻射性,人體一旦受到钴60的污染就會産生脫發、嘔吐等症狀,嚴重地還會損害人體血液内的細胞組織,造成白血球減少,引起血液系統疾病,更嚴重的會緻人死亡。

在做屍檢前,法醫若沒有得到相關信息,肯定不會知道屍體曾被輻射,或有愛滋病。因此,法醫常說,這行建立在死亡之上,死亡也與我們相伴,指不定哪天就輪到我們成為做屍檢的對象了。

進行放射性損傷緻死的屍體解剖不同于一般屍體解剖,法醫必須注意自我防護。對半衰期短的同位素,可将屍體放置一段時間,讓同位素含量減少或消失,然後再進行屍體解剖。解剖時要注意保護眼睛、戴專用手套,以及使用長柄工具。

在钴60丢失的消息傳出後,磷礦暫時關閉了,我就披着鉛背心進入車間與技術人員用放射性探測儀尋找。後來,我們在車間主任(死者)的辦公室頂上的通風管道中找到了那塊丢失的钴60。我們站上簡易木梯,隐約就看見了數枚指紋,房頂上貼有光滑的牆紙,極易提取指紋。不用說,钴60肯定是被人偷偷放在房頂上的,淩志文死于謀殺。

最後,我們把采集到的指紋與磷礦工人一一比對,找到了兇手。原來,兇手是磷礦的一個工人,他對淩志文不滿,心懷憎恨後就偷走钴60,放在其辦公室頂上。钴60發射出的γ高能射線具有很強的穿透力,淩志文到死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幸好,事情總算告一段落,李彩鳳接受了這個答案,我的健康也未受到影響。

其實,身為法醫,死對我來說并不可怕。如同美國作家恰克?帕拉尼克說的一句話:We all die, the goal isn’t to live forever,the goal is to create something that will(中文意思:人終有一死,活着并不是為了不朽,而是為了創造不朽)。

在此案的末尾,我可以告訴大家,飲茶能有效阻止放射性物質侵入骨髓,茶葉中的兒茶素類和脂多糖物質可緩解輕度輻射危害,使钴60迅速排出體外,對造血功能有顯著保護作用。